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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枭雄吴佩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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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蓬莱阁(烟台市蓬莱区)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点击数：5368次 发布时间：2023-05-24 |
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蓬莱城里人。北洋军阀首领。
吴佩孚6岁入私塾，14岁入登州水师营当学兵，22岁应试中秀才。清光绪地二十三年（1897）因与乡绅“翁爷”失睦，出走北京，以占卜、卖字为生。1898年赴天津投聂士成武毅军当勤务兵。同年入开平武备学堂步兵班学习，1900年回部队任后路炮队队官，1902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学习。1904年被派往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授陆军中尉衔。1906年任北洋军第三镇第十一校第一营管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吴跟随第三镇统制曹锟镇压山西革命军，升为第三标标统，授陆军上校衔。1914年升任第六旅旅长。1916年随曹锟入川，镇压护国军，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张勋复辟后，与张勋部战于丰台、天坛，获全胜。1916年代理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在湖南岳阳、长沙等地与护法军作战。此时，担任代理总统的直系首领冯国璋与皖系总理段祺瑞争权夺利，吴附合冯国璋，与段祺瑞相对抗。1918年2月，吴署理第三师师长进驻汉口，指挥各部由鄂入湘，先后攻占岳州、长沙、衡阳。近军功吴可得湘督职，然只得“孚威将军”虚衔。8月，吴致电冯国璋，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提出“息争御侮”、“文官不贪污卖国、武将不争地盘”，主张南北议和。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于衡阳通电僵、支持学生爱国要求，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一时博得社会舆论界好评。同年12月，冯国璋病死，吴佩孚和曹锟实际成为直系军阀的领袖。1920年5月，吴不听段祺瑞的命令，自衡阳领兵北撤，随后通电反对皖系“安福俱乐部”把持政权。7月，直皖战起，吴任总司令，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大败皖军。奉直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府。9月，吴升任直鲁豫巡阅副使，1921年8月升任两湖巡阅使。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大败回关外。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任命吴为直鲁豫巡阅使，授陆军上将衔，设署洛阳。
吴佩孚戎马二十余年，凡九迁，由勤务兵升任大帅，尤以直皖、直奉大战，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拥兵数十万，踌躇满志，大有“武力统一中国，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就连国外报刊，也称他是“中国当代第一号人物”。当北洋时雄割据，生灵涂炭，唯吴取乱吊民，叱咤风云，大有四海复一之势。在他五十初度之时，康有为曾寿之以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由此可以看出，吴在当时的声望高到了何种程度。但是可惜的是，吴没有机会接受民主主义思想洗礼，因此，当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他昧于时势，力抗全国民意攸归的巨大浪潮，以致十万雄兵，土崩瓦解。尤其令国人横眉怒斥的是，1923年2月7日，吴在长辛店、郑州、武汉等地，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制造了“二·七”惨案，原“革命将军”、“保护劳工”、“爱国军人”等誉词，顿时为之改变颜色。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任讨逆军总司令，因直系军将领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而大败，率残部二千余人先逃至武汉，不久退入鄂豫交界的鸡公山。1925年3月又逃至岳州，受湖南军阀赵恒惕庇护。10月，孙传芳于江苏发动反奉战争，吴前往武汉，通电全国，自称受十四省区将领推举，就任讨贼联合军总司令。1926年3月，吴与奉军联合，占河南，取石家庄、保定，迫使国民军退守江口。4月28日，吴与张作霖会晤，直奉联合控制北京政局，同年夏，国民军北代，取两湖占战长沙，直逼武汉。9月下旬，汀泗桥、贺胜桥相继失守，吴狼狈逃往郑州。1927年，北伐军乘胜攻河南，奉军也乘机沿京汉铁路南下袭取河南，吴已四面楚歌，大势已去，携家眷与仅剩下的千余卫队急走入川，投奔四川军阀杨森。杨森曾在1922年夏的四川军阀内战中，自川败退鄂西，因得吴之援助方得返川，因此，杨为报当年救命之恩，自然对吴采取了欢迎的态度。
吴入川后，先驻奉节白帝城，后迁大竹县云雾山笠竹寺和绥定大兴寺。他置身古刹，青灯黄卷，晨钟暮鼓，面壁深省，邀僧对弈，常聆梵声，回首以往无休止的征战，如梦似幻，决计不闻理乱，韬光养晦，读《易》以觅理，赋诗以遣兴。并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和修省所司分拟“别号”，遂请蜀人金云鹤精镌成多方图章，如“酸秀才”、“戎马书生”、“醉卧沙场客”、“失败英雄”、“学圃散人”等。这些别号，既是吴无可奈何的自嘲，又是孤芳自赏的安慰，终归为其惨败后潜心修省而得出的理性结论。铩羽忍抛霸主鞭，至此，吴不思“东山再起”，而要做一解甲隐退的“散人”。他遁迹净土，间或习书作画，权藉翰墨怡情。他24岁在武毅军当勤务兵时，之所以受到文案郭绪栋的赏识，一是因其聪明好学，再是赖他写得一手好字，他广临碑帖，取行草之潇洒，融隶书之厚重，所作拙中见巧，自成风貌。为净化习灵，且时画兰、竹。在他的书画中，经常盖有郑板桥：“打破鸟盆更一山”一句的闲章。
吴虽折戟铩羽，却仍面临着历史的抉择和时代大潮的荡涤。日寇觊觎华夏，欲收渔翁之利。吴留蜀期间，日本驻上海舰队怀念海军少将荒城二郎驻上海特务机关长佐藤秀夫大佐曾专程登门探访，并许以一百万银元、五百门山炮、两千挺机枪、十万支步枪及大量弹药，诱使吴重操干戈。而吴却冷言斥之：“我过去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还是失败了，由此可见，天下事的成利钝决不在于有多少枪和多少钱。我们中国人自己家里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管！”“访者”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
1930年北伐成功，蒋介石曾两度眷邀吴出山从政，因杨虎劝阻，未就。“九·一八”事变后，吴由成都率卫队及家眷取道松潘北上，经甘肃、宁夏、山西，于1932年1月31日抵达北平。张学良亲到丰台车站迎接。初见面，吴问张日本占领东北的经过。张学良据实以告。吴指张怒斥道：“国仇你不报，家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竖起来了！”又说：“你怕抗日，我帮你抗日，我不是为名为利，左手命回东三省，右手交给你。你有仇不报，笑话，笑话！”张学良有口难辩，羞愧难当，从此，再不敢见吴佩孚面，但却照例每月给吴奉送钱粮。
吴于北京东城区什锦胡同定居，在园中种植葡萄，酿制葡萄酒，分赠好友。他自比古代秦东陵侯召平种瓜于长安城东，自拟自书对联一副，挂在书房里，以昭示心迹：“得意时，清白乃身，不储妾，不爱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田抱瓮，真是个解甲归田。”他言信行果，乏嗣而坚不偏娶，反过继一侄儿为子。日本人许以巨金及枪支大炮都并没有使他有所动，这种不图东山再起，亦不思出国避乱和住租界求安全的态度，真正体现了他“解甲归田”的表白。
此时的北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华北“特殊化”日益明显，“冀察政务委员会”、“冀东自治政府”的成立，何梅协定、塘沽协定的签订，都成为一咱不祥之兆。这时吴佩孚的老乡孙丹林先生（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也居住北平，每周都和吴见面一二次，直到吴辞世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他们相互砥砺，风雨同舟。吴在写给孙丹林的诗词中有“诸侯不救平津地“的语句。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吴于翌日委托章太炎起草了一篇申讨伪满洲国的电文，指出“警报传来，不胜发指！”所谓满洲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为术狡险，路人皆知。……非但三省汉人所不与谅，满人之有智识者，亦未必肯归心也。亟应同仇敌忾，大张挞伐。对日本则为御侮之师，对窃据独立者，则申讨逆之义，……方令四海横流，国亡无日，佩孚以退处之身，不能默尔，特申愚悃，惟望鉴裁！”
1939年6月26日，分开投敌的汪精卫自东京之行后飞到北平，拟与吴面商“合作”，吴拒不接见。在此之前，汪曾多次厚颜致函吴，大肆兜售汉奸理论。吴复信大骂汪，并说：“中国四万万民众，实为主体，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言，则任何牺牲均可勿计！”
10月，汪精卫又指派原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的顾问陈仲孚，代其说请吴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吴在清军任标统时，江是总兵，是吴的上司。辛亥革命后，江曾在黎元洪手下当过几天总理。吴见到江，当面痛骂道：“你年纪比我大，眼看着是个行将就木的人，还当汉奸，真是老而不死是谓贼！”
不久，日本驻华派遣参谋长坂垣本郎，特意拉着曾任过吴之“顾问”的冈野增次郎陪同往见吴劝说，吴仍婉却。吴为了表示其最后决心，竟买了一口棺材停放于家中，旁边的木牌上写着“孚威将军吴佩孚之灵位，中华民国×月×日”，迫使日寇少来与之纠缠。
“七·七”事变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日寇更加迫切需要在中国物色一个代表人物，以替他们收拾残局。他们在“以华治华”的方针指引下，成立“对华特别委员会”，并专门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由土肥原、大迫通真等日本间谍头子亲自指挥，川本芳太郎与冈野次郎为敦请“专使”。这些人曾多次登门诱吴“出山”，均遭到拒绝。一次吴对来人拍案怒斥道：“只要日本退出中国，自会有人出来收拾河山。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何劳日本人越俎代庖！”
1938年12月，曾任吴部政务处长的刘泗英，持国民政府政院长孔祥熙之亲笔密信，潜来沦陷中的北平吴之寓所，长夜密谈。刘返渝时，吴以墨笔、白绸复信。又嘱刘见蒋介石时，代陈三事：一、政府自武汉失守时迁渝后，必须修明内政，彻底肃清贪污以收人心；二、在外交上必须加强，善于运用，英美两国绝对不能坐视日本把中国灭亡，将来攻东京日都者，必为美军矣：三、日本早晚必败，共产党已在华北发展，蒋公对于共产党应妥谋善后之策。吴还将一首诗托刘转蒋“飒飒西风里，秋声动地哀。斯民何所恃？端仗大英才。”
1939年1月30日，土肥原在吴住所召开“中日议和”记者招待会，吴借机向到会的一百三十多名中外记者提出中日议和的先决条件：
一、日本无条件全面撤兵；
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三、日本应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
由土肥原导演的“强迫傀儡登场”的记者招待会，成了吴佩孚发表声明的讲台。2月1日，美国合众记者将会议实况披露后，全世界各报纸都以显著的位置转载，一时舆论大哗，使日本侵略者狼狈不堪。
2月21日，董必武在《群众》周刊上发表题为《日寇企图搬演新傀儡》的文章，分析评论了日本开展诱降吴佩孚的阴谋及吴佩孚的言行，告诫和鼓励吴应当“自全晚节”，不做傀儡。同时，在文中中肯地评价了吴佩孚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他在两点却和其他军阀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失势时不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多年，统治过几省地盘，带过几十万的大捕，他没有积蓄没有置器产，有清廉名，和他同时代的那些军阀大都腰缠千百，总算难能可贵。”
然而，与吴相识的一批失势的军阀、政客，却视日寇要吴“出山”为良机，极尽助纣为虐之能事。吴虽失势，却仍有点气派，平时家中开饭，动不动就是好几桌，固定人员是“八大处”（即交际处、财务处、秘书处等），还有常客和流动客人。这些人给日寇出谋献策，向日寇骗取金钱，美其名曰“活动经费”。甚至向日寇许愿，谓“不出数日必见分晓”。更有甚者，吴的妻子张佩兰和继子吴道时，也与这伙人串通一气，逼吴就范。由于吴抵死不当汉奸的立场坚定不移，使他们一起感到十分无奈。
一天，吴被请到天津主持曹锟的遗产分家。去津时，吴已患感冒，身体不适，但由于与曹的关系非同一般，便仍然勉强前往。主要家产分完后，有一挂珊瑚珠被曹的女儿抢在手里不放。曹的儿子上去争夺，便相互打起来。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吴大发雷霆，拍案顿足，肝火上冒。
时值隆冬，吴回到家里又室冷如冰。吴问起何以不生炉火，张佩兰便先发难说：“大帅不是清高吗？不给日本人做事，哪来的钱买煤？”这句话就像当头一闷棍，气得吴半晌做声不得。家人好容易弄了点带皮的生炭，没有生旺，就端进屋内，青烟直冒，呛得吴一边咳嗽一边流泪。
晚饭吃饺子，因为发不出工资，厨师也没有好气，把些碎骨头一并剁进肉馅里。俗话说饥不择食，吴在大口用餐时一不小心，把一块骨碴嵌进了牙缝。大家七手八脚，好容易才把骨碴钳出来，却是血流不止，痛彻心髓。有人建议要请牙医看看，张佩兰却推说家中无钱，存心迫使吴在痛苦折磨中屈服当汉奸。这些对付吴的卑鄙伎俩，都是家人在吴去天津后蓄策划好的，因为他们收到了日寇的钱无法交差，而且已到了最后限期。真可谓“寇发心腹，害起肘腋”，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怎能受到这种窝囊气？
吴当夜发烧牙痛，随即化脓，病势甚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家人才把住在东城板胡同的著名日本牙科医生伊东请来，伊东说是延误了时间，已无能为力了，并跺着脚说：“为何不早治？日本军部命我尽一切办法挽救吴的生命，现在看来一切都完了！”
吴的老乡孙丹林是支持吴持节守操的，当他去看望吴时，吴对他痛哭失声。趁屋中无人，吴从枕下抽出一张“劝进表”，这份迫使吴投日的表中，除张佩兰、吴道时等家属领衔签名外，自然还有一批左右亲信、社会名流，甚至还有一名衡山大儒。人心叵测，一至于此！吴对孙有气无力地说：“汉臣（孙丹林的号），你看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日寇屡施奸计难成，十分气恼，必欲置吴死地而后快。1939年12月4日下午，趁吴牙疾发作，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约日本军医处长石田及汉奸齐燮元等来到吴宅，申言为吴治病。石田在不注射麻药的情况下，强迫吴张口，将锋利的手术刀直插进吴的喉咙，吴一声惨叫，口中鲜血喷涌，顷刻间死于非命，时年66岁。
吴佩孚抵死不当汉奸，时在重庆的蒋介石也是知道的，所以千里迢迢送了八个大字的挽辞：“乾坤正气，宇宙完人”，也算是“留取丹心照汗青”了。当时孙丹林的三子在吴的治丧委员会中帮忙抄录各界赠送的挽联唁辞，看到各界名流和后方大员，几乎都有挽联送来。这一点连日寇也不敢有所限制，出殡时只得大开绿灯。作为沦陷区的历史古城北平的老百姓，在此居然能年到当时中央大员们的唁辞，真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之感。
另有值得一提的是，吴的出殡之日，由于人心所向，出现了万人空巷的景象，人们都要一睹这位“宇宙完人”的身后哀荣。当时，人群中挤进一个赫赫有名的名号“一撮毛”撒钱高手，特地赶来助一臂之力。他接过一叠纸钱，喊道：“吴大帅的品德高，我愿为他做最后一次效劳！”振臂一挥，纸钱直上云霄，赢得人们齐声喝彩。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2月，国民党政府在北平为吴颁发褒奖令，并实行国葬。蒋介石派李宗仁代表本人主祭，孙连仲和熊斌陪祭。殡葬之日，北平国民党军政要员，吴佩孚生前的各方亲友不约而至，达数千人。由拈花寺起灵，沿途观者如潮，实为抗日胜利后北平最隆重的一次出大殡。
吴佩孚殉节时，好友杨云史为其敬撰挽联：“本色是书生，未见太平难瞑目；大名垂万世，长留正气在人间！”知吴者莫如杨云史，信哉斯言！此联乃生者对逝者忠诚的告慰，也是对吴佩孚较为公正的评价。（蔡玉臻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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